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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福建“绿头船”、广东“红头船”的称呼便由此而来。）
林义哲清楚的看到船上的水手们脸上惊恐的表情。而小船上头缠包巾的海盗们则站在船头呼喝着，手中雪亮的钢刀清晰可见，还有的用手中的火枪向商船射击，商船上也有人用枪还击，但似乎没有什么效果，小船仍在飞快地逼近，上面的海盗们正跃跃欲试的准备一靠近就跳帮上船。
看到这个时代的海盗的作战模式和后世著名的“索马里海盗”如出一辙，林义哲禁不住暗暗心惊。
文明与野蛮是人类历史不停运转的两个车轮。文明推动着历史前进，野蛮也同样记录着历史的轨迹。海盗，不但是欧洲航海历史上独有的奇幻故事，中国海盗也曾在历史上活跃一时。随着人类地理大发现，海洋交通贸易活动频繁。中国所秉承的传统海洋观念严重缺失了海防意识，各种海洋政策都远远落后于世界的前进步伐，即便因海洋贸易兴盛导致海盗活跃，中国历代的朝廷也未能有效地打击。而福建地理环境得天独厚，拥有中国最曲折绵延的海岸线，且东临台湾海峡，是东南亚重要的海上贸易通道。这给海盗活动得以长期发展提供了条件。近代中国东南沿海对外贸易逐渐繁荣，福建沿海海盗活动与鸦片走私等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对近代鸦片战争、福建周边海上贸易都具有一定影响。
从宋朝开始，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社会工商业繁荣，泉州、漳州、潮州成为东南沿海贸易枢纽。因民间自由贸易与官方统管贸易的政策之间矛盾不断激化，闽、粤海商武装了贸易船，以抵抗朝廷的管制。另一方面，官府横征暴敛等因素致使东南沿海的贫民经常发生“生存危机”，被迫走上“无本生意”的海盗之路。南宋初年“广南、福建路近年多有海寇作过，劫掠沿海县镇乡村及外国海舡、市舶司上贡宝货，所得动以巨万计……掳掠船舶既多，愚民嗜利喜乱，从之者众，遂浸成大患……”而滨海地区的大批人众却为海盗接济、销赃和交易，倚靠海盗的抢劫以为生，视海盗为“衣食父母”，所以海盗活动也是一种“掠食”性质的行动。《宋会要辑要》记载：“广州及泉、福州，多有海贼啸聚，其始皆由居民停藏资给，日月既久，党众渐炽，遂为海道之害。”
到了明朝，东南亚圈内贸易更加频繁。但明朝廷却是在重农抑商的思想下，施行了众所周知的“海禁”。如此一来，明朝经济政策与实际对外贸易经济需求出现严重的矛盾。作为东南经济贸易广泛的受益者——沿海贫民就以强硬武力的方式抵抗朝廷。福建一带的东南沿海就此出现了从事走私和其他非法海上活动的“经济海盗”。“闽人资衣食于海，骤失重利，虽士大夫家亦不便也”，“福建边海贫民以海为生，禁海绝其生路，故越禁越乱。”，“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
清朝以后，中国与西洋等各国的贸易活动兴盛超越历朝历代。清朝政府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规定外国商船只准在广东贸易，不准驰往他省。其他各省海盗为了牟取暴利，参与了鸦片走私活动，将货物贩运到海上与洋商人交易。甚至与洋商人结盟合作，在东南福建洋面形成供销体系完整的走私贸易团伙，愈演愈烈。清朝政府对福建海盗采取了剿灭和招安并用的政策。嘉庆年间，清朝政府花了大量的兵力剿灭了猖獗一时以福建泉州籍海盗蔡牵为首的海盗团伙。而小海盗帮派常常却是领到清朝政府的遣散费后不久又重出江湖。最后清朝政府无力应付更多的海盗，以至于寻求英国、葡萄牙海军的帮助。嘉庆十四年（1809年）达成了清廷请英国海军舰队护航，请葡萄牙海军舰队巡逻东南洋面的的协议。
鸦片战争前夕，清朝政府为了鼓励民间海上势力抗英，给东南沿海的海盗颁发了许可证，又分发给枪炮弹药等充分的武器装备。孰不知，这竟然是一把双刃剑。此举直接提升了东南沿海的海盗的武装战斗力，以致日后清朝政府需要花更大的精力剿灭海盗，却是清朝政府顾及不到的祸害。最后导致的结果是整个的广东和福建的沿岸实际上是海盗党徒们的管制之下，过往的商船和渔船都向他们交纳经常的黑费。
而这一次“万年清”号首次远海试航便遇上了海盗，其实也并不奇怪。
“快！冲过去救商船！打掉那些海盗！”沈葆桢急道。
听到沈葆桢下令，贝锦泉不敢怠慢，立领下达了作战命令，“万年清”号汽笛长鸣，犹如一头飞驰的骏马，鼓轮直向海盗船冲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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