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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宁元年开春，在驸马都尉王诜案落定后，绍述欶令随即详定出台，布榜大宋各路州府军监。
“昔在元祐，权臣擅邦。倡率朋邪，污诋先烈。善政良法，肆为纷更。绍圣躬揽政机，灼见群慝。斥逐流窜，其正典刑。翕翕泚泚，必一变熙宁、元丰之法度，为元祐之政而后已……朕笃孝思者以继志述事为急，盖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宜如熙宁置条例司，于都省置讲义司，差宰臣蔡京提举，遴简乃僚，共议因革。”
诏书对元祐、元符年间变改神宗熙丰法度之事进行痛批后，便是对接下来讲义司设置一事进行落实。蔡京以尚书右仆射兼领讲义司事，倒也无甚意外，如今独相两府三省情形下，除他外也无人可担此任。而苏进以白身特擢中枢讲义司检讨总详定，就令民间多有议论，汴京城或许已经习惯这位苏先生的作为，在一番惊讶后，倒也会恭喜两句。作为讲义司的实际掌舵，治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等一干国务，架空三省权柄，可谓事实的宰执之臣，再念及当年那句“三省永不续用”时，却也令人发笑。此外，刑部侍郎张商英充详定官，范致虚、王汉之等充任参详官。同时枢密院亦设讲义司，以曹诱为详定官，曾孝蕴为参详官，议盐、议学、议市舶、议茶、议学田等十四项事，并逐步推行至个部门各地方，蔚为庞大议事机构逐渐成型。
除绍述之政正式推行外。对于元祐党人的清算也提上日程。苏进或许无意对这些士林的老骨头进行打压，只是碍于政治风向，这场后世臭名昭著的运动还是得要人来背。蔡京在此事上三缄其口。除了避嫌外，自然是为日后留条退路，那操办一事就都落在了他手上，依照政律，需对元祐、元符末上书力陈新政的官员进行造册登籍，彻底打压，而且在其内还需划分正上、正中、正下。邪上、邪中、邪下，分别处于不等的罪罚。以苏轼为代表的元祐党臣自然难得逃脱，念其年老多病。便安置在京，其子嗣谪迁岭南，同样吕希哲、晁补之等人也削职留京，而原本也在元祐之列的李格非。因为李清照关系。自然可以豁免其中，倒也无人非议，但见不得好友落难的李格非，却是致仕回章丘明水老家，自此不问政事。不过若真详定其这元祐党籍，当中却还是新党人士居多，曾系一派除曾肇外，几个侍御史全部剪除。这自然是蔡京授意，如此打压政敌培植心腹的机会。又如何会真个置之事外。
这场人事变动足足持续三月，整个朝廷内外也是风声鹤唳。而同时推进的新政，其实无异于一场军事导向的大跃进，由上层发动的社会变革，以提振国力、收复燕云的目标，争取民意支持。相比于历史原本轨迹，或许在苏进的参与下，这场变革走势相对缓和些。而且在新式蹴鞠推广、一品斋报纸等影响下，北宋民风也开始逐渐导向阳刚，似乎是众志成城，民间对于北伐一事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而朝廷的态度也逐渐明确，因为具有极大破坏性的新式火药终于能被熟练运用和运输，民意、军事、财富，到了一个可以开疆拓土的时机。而这时候，已是崇宁第八个年头，大宋朝廷，或者说徽宗已按捺不住，边境战事一触即发。
也正是这时候，苏进派往辽国幽州的探子终于传回好消息，百年前敬元颖投井之处已被确认。为了尽早结束这女人的纠缠，苏进以打探军情为幌，乔装商旅潜入大辽南京，也就是当年的幽州。为了安全起见，没有选择从大名府出发，而是取道京杭运河，装载七八船丝罗香料开向大辽南京幽州。
开春的运河，才破冰不久，河面上来往走船的商家不多，冷风贴着河面吹来，似是冰刀子在脸上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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